推薦給好友

首頁 > 顧台灣

FAPA執行長


1984年陳唐山接任FAPA會長,如他要我幫忙,照理應邀請我當顧問,但是他是我在嘉義中學高中部3年期間的同班同學,並且為台灣打拚,「親戚不計較」,再去計較那些頭銜,沒什麼意義,所以我接受他任命為執行長。2年後,彭明敏繼陳唐山為會長後,要我再留任2年,所以我一連4年擔任這個職務到1987年底。其後,王桂榮接任會長,我雖不是他的執行長,但擔任FAPA常務委員會召集人,仍是FAPA的核心幹部。在這3位會長的領導下,我做了不少有意義的工作。

陳唐山會長時期

在陳唐山的任期內,有幾項活動值得提起:支持孟岱爾競選美國總統;推動美國國會通過江南決議案,譴責國民黨派陳啟禮赴美殺害作家江南;以及向旅美鄉親募資購買旅館,來支持FAPA。

支持孟岱爾競選總統。為了支持前副總統孟岱爾(Walter Mondale)爭取1984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提名,我們早就跟他作頻繁的接觸。1983年春天,數位同鄉與孟岱爾在華府就台灣問題與在美同鄉的權益等事項交換意見,達1小時之久。該年5月1日,他在紐約與同鄉共進晚餐,再聽取我們的意見。11月13日,他向 FAPA委員演講,提出下列數項承諾:促使國民黨廢除戒嚴令,糾正歧視台灣人及各種違反人權的行為,及改選全部中央民意代表。孟岱爾也答應當選總統後,美國政府將加強保護在美台灣人之自由及權益,使其免受國民黨特務的監視、恐嚇;便利在美台灣人申請政治庇護;及確實給予台灣人每年兩萬名移民配額,使在美台灣人家庭能迅速團聚。委員們聽到他的演講後,非常感動,遂決定為他舉辦一個盛大的募款餐會。

1984年1月28日,孟岱爾出席在洛杉磯為他舉行的「台灣人支持孟岱爾競選1984年總統募款餐會」,向600多位參加盛會的同鄉演講,重申他以前提出的承諾。隨後,台灣人畫家陳錦芳以一幅題為「1984 for Mondale」的親繪油畫贈予孟岱爾,給孟岱爾帶來意外的驚喜。餐會的次日,雷根總統正式宣布競選連任,美國3大電視網報導這項消息時,也報導他的民主黨對手孟岱爾的競選活動。我們的餐會遂成為他們報導孟岱爾的鏡頭,使得餐會盛況頻頻出現在螢光幕上。

推動江南決議案。國防部情報局長汪希苓,命令竹聯幫的首領陳啟禮與他2位手下,於1984年10月到舊金山殺害「蔣經國傳」的作者劉宜良(江南)。江南的遺孀崔蓉芝遂於12月28日寫信給FAPA會長陳唐山,請求幫助。

我們當然義不容辭,應利用這個機會表示現在台灣的問題,不是台灣人與中國人的區別,而是國民黨的壓迫與被統治者的反抗問題。我於1985年1月20日偕同世台會理事長陳都登門拜訪崔蓉芝,表示關心。她拜託我們使用影響力來促使眾議院亞太小組召開江南事件聽證會,並由她出庭作證,以便引起各界的注意。

1月25日,我拜訪索拉茲,他除答應崔蓉芝所提的要求外,也接受我們的建議,在國會提出一個引渡的決議案。2星期後,她到聽證會作證,亞太小組也在同日通過索拉茲提出的決議案,要求「台灣當局應採合作態度,將涉嫌的台灣公民及其他在台人員遣送來美國受審。」4月16日下午,索拉茲辦公室打電話到學校給我,說眾議院剛以387票對2票通過這個決議案。其後崔蓉芝寫信給FAPA說:

「84﹝1984﹞年10月15日,江南被刺身亡,明顯地,是一件冷血的政治謀殺,也就是因為『政治謀殺』,而讓許多人噤聲。FAPA朋友們摒棄省籍成見,挺身而出。先由蔡同榮先生來探望我及孩子,繼而運用FAPA在國會山莊的影響力,促成了85﹝1985﹞年2月為江南案所特別舉行的聽證會。對台灣政府造成了一定的壓力和影響力,我相信這也是促使台灣走向民主化的動力之一。」

這個決議案的通過對國民黨的國際形象打擊很大。

購買旅館。1984年夏天,陳唐山請我為FAPA籌募經費時,我就提議集資成立一個企業,靠著企業的收入,來支持活動。一提到企業,大家便想起汽車旅館(motel)。台灣人在美經營旅館非常成功,洛杉磯一帶約有6千間汽車旅館,台灣人開的就有6百間,佔十分之一。因此,有人打趣說:「開汽車旅館是我們台灣人的行業,連老美也贏不了我們!」

經過2年的努力集資,我們於1986年5月用515萬元美金買下一間佔地4英畝,擁有164個房間的旅館。這是一間連鎖汽車旅館,全美國有400家,叫做豪華強遜(Howard Johnson),位於華盛頓特區附近,離國會約7哩。我們募了306萬元資金,向銀行貸款209萬元來購買。這是海外台灣人為著關心台灣或支持社區公益,空前最大的集資,參加的股東有94位。最難能可貴的是絕大多數的投資者,在尚不知要購買那一間旅館,及尚未看到共同投資的契約內容之前,就把投資金額在購得旅館的2年前,悉數寄來,由此可見他們對FAPA信任和愛護的程度。

王桂榮於1986年5月5日,接受鄭南榕辦的「民主時代週刊」訪問時,敘述募集這批資金的經過:
「實在說來,功勞最大的,應是蔡同榮教授。當初我們講好,以5萬元美金為一股,得派一代表。不足5萬者,如1萬、2萬,或5千等,湊足5萬成一股,再推派代表。這項計畫雖是由丁昭昇、楊嘉猷和我等經營旅館的人提出,但蔡同榮教授跑遍全美國,向將近5、6百名會員募集資金,募得300多萬美金,真是不簡單!」投資的股東,都以書面同意,將來旅館所賺的錢,要拿出40%,捐給FAPA做活動經費。

彭明敏會長時期

我支持彭明敏競選FAPA會長。他當選後,我們推動台灣民主委員會的成立、訪問菲律賓、支持民進黨創黨、協助許信良回台、要求美國人口調查局將「台灣人」與「中國人」分開調查,以及舉辦民主聖火長跑來要求中央民意代表全部改選。

支持彭明敏競選會長。1985年,陳唐山不想連任會長,他在聯邦政府工作,國民黨透過他的上級把他盯得死死的,5點下班之前都不能亂跑,讓他對FAPA的工作有點無力感,我就鼓勵彭明敏出來擔任會長。

那時候彭明敏剛好從Oregon開車要搬來華府,經過芝加哥時,聽到台獨聯盟在FAPA當選那麼多中央委員,他就問我:「還要繼續開下去嗎?」我說:「你繼續開!」這代表我會繼續支持他當FAPA會長,因為我一直認為以他的學識、經驗、個性,很適合擔任FAPA會長。

台獨聯盟支持陳唐山,我支持彭明敏。陳唐山平常跟我很要好,他要求我中立,不要管這次選舉,但是如果我中立的話,等於放棄彭明敏。我對彭明敏有道義上的責任,因為我一直鼓勵他,人家也搬來華府了。我跟張燦鍙第一次弄壞感情,就是他來拜託我不要支持彭明敏。

在這種情況下,我實在很為難,羅福全為了這件事,他人在馬來西亞還打電話回美國給我,要彭明敏和陳唐山一起退選,然後我出來選。他說只要我答應,剩下的技術性問題,他都可以解決,他願意跟陳唐山、張燦鍙、彭明敏一一說明。但我怎麼能答應?我說:「福全,我支持彭明敏,弄到最後我自己出來選,我如何向社會交代?」所以我告訴他,這是不可能的,不用再談。後來,陳唐山退選,讓彭明敏當會長。

彭明敏擔任會長之後,不讓台獨聯盟的人參與FAPA工作,我一直勸他,但他都不太接受。後來我建議設立FAPA常務委員會,因為美國地域遼闊,FAPA委員有五、六十位,一年才開一次會,形同虛設。所以我建議彭明敏在FAPA設立常務委員會,3個月開1次會,如果聯盟的人選上了,也可以參加。

彭明敏一聽到要設常務委員會,聯盟的陳都和陳唐山一定會當選常務委員,所以極力反對。但是我還是積極推動,修改章程設立常委會。這些動作不但使彭明敏對我不諒解,也促使他辭掉FAPA會長職務。

我支持彭明敏不是要他去排斥聯盟的人,如今弄到我要去修改章程,並且與彭明敏鬧得這麼不愉快,搞得我兩面不是人。早知如此,我就聽羅福全的話,自己出來選,也許傷害不會這麼大。

我本人對金錢非常潔癖,彭明敏跟我在一起,對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不會貪財,他對我有百分之百的信心。FAPA有一套會計制度,所有人報帳支出都必須由會長批示之後,才能領取。彭明敏當會長時,王愛蘭醫師負責管錢,王醫師非常優秀又正直,一切依規定辦理。但彭明敏告訴王醫師,只有我是唯一的例外,不用經過會長批示,只要我直接將單據寄過去,王醫師就讓我報帳。但是我認為,大家同在一個組織,只有我享有那麼大的特權,實在不太好。後來我猜想,也許彭明敏不喜歡寫信封,因為我每次報帳寄給他批示時,他就得寫個信封,貼上郵票,寄去給王愛蘭。有一次我幫他準備好信封,只要他批示就可以寄,但是他連這樣也不要。

台灣民主委員會(Committee for Democracy on Taiwan)。1985年底。彭明敏當選為FAPA會長後,我就跟他商量,設立一個專供外國政要加入共同來關心台灣民主的團體,以把國際上支持我們的力量組織起來。1986年2月9日,彭明敏與我,跟參議員裴爾的助理克理斯丁遜(Jerry Christinson)首次討論這個問題,他表示贊同。其後,我把這個新組織的名稱、章程及有關的資料寫成書面,送給甘迺迪、裴爾、索拉茲及李奇。前2位議員同意當名譽會長,後2位議員接受當共同會長。

國民黨獲知這個消息後,向裴爾施加壓力,說如果他接受名譽會長頭銜,國民黨將不再聽從他的勸告。裴爾乃向我們表示,為能夠繼續有效地要求國民黨改善民主人權,最好他不當名譽會長。經我們的努力,在4月底裴爾再度答應。但索拉茲及李奇於5月15日表示,會長須負會務的責任,也有可能被告到法院。除非這個責任問題能夠獲得妥善的解決,否則他們不敢當會長。大家請教律師後,決定把台灣民主委員會組成一個有限公司,如發生法律責任,就由公司,不是由會長負責。我們馬上組成公司,這2位議員才在預定宣布這個委員會成立的前一天再度答應當會長。

5月20日,這4位議員利用戒嚴令37週年的紀念日,召開記者會,宣布成立以「促進台灣住民的人權自由和民主」為宗旨的「台灣民主委員會」。這恐怕是美國議員為關心他國的民主,第一次成立這種組織。

訪問菲律賓。1986年2月25日,前菲律賓總統馬可仕( Ferdinand E. Marcos)出走,艾奎諾夫人(Corazon C.Aquino)上台,我認為這是我們在海外設立電台千載難逢的機會。3月2日,我跟由索拉茲率領的美國國會訪問團一道前往菲國。

10位美國國會團成員都搭乘頭等艙,只我一個人買經濟艙,我都不能進去頭等艙看他們,但是他們有時會來經濟艙跟我寒暄。事後,好多鄉親告訴我:「你真給台灣人漏氣,怎麼不跟他們坐頭等艙?」其實,直到1993年我當立委之前,我常到各國旅行,但從未坐過商務艙,更不用說頭等艙。

在菲律賓停留一星期,我拜訪副總統兼內閣總理及外交部長的勞瑞爾(Salvador H. Laurel),談及電台之事。他表示支持,叫我寫成書面提案,以便跟艾奎諾商量,我立刻照辦。3月6日,我與國會訪問團一道晉見總統。她看到我是該團唯一的亞洲人時,特別親切。我告訴她:菲律賓人民革命的成功,給台灣人民很大的鼓勵。美國廣播公司(ABC)及有線新聞電視台(CNN)在新聞節目中,都播送這個鏡頭。好多同鄉看到我突然在電視上出現,才曉得我去菲律賓。

由菲國回來3星期後,依然沒聽到電台的消息。迫不及待,我於3月29日再度訪菲,4月1日我拜見勞瑞爾。他與2位助理跟我商量電台之事,終於決定讓我們使用菲國政府擁有的電台,每日半小時,用台灣話向台灣播送。他安排我去見該電台主任,討論細節問題。該主任告訴我電台的電波很強,連美國的舊金山也能收聽到,技術上向台灣播送完全沒問題,不過政治上所牽涉的問題很大,他要一張總統書面的授權才敢進行。2日一大早,我打電話到勞瑞爾家,告訴他我遭遇到的困難,他叫我直接跟艾奎諾談。

3日下午,我跟羅福全晉見艾奎諾。她說現在菲國經濟蕭條,人民生活困苦,失業情形嚴重,農村破產,很想獲得國民黨的經濟援助,來解決這些困難。如果允許我們使用電台,恐怕會影響與國民黨的經濟合作,而表示愛莫能助。我們告訴她,國民黨以中國政府自居終會被國際社會唾棄。國民黨倒台後,不是中國就是台灣人接管台灣。如欲防止中國統治台灣,唯有支持台灣的民主運動。所以,為長遠利益計,菲國合作的對象應是台灣人,不是國民黨。

支持民進黨創黨。1982年有所謂黨外4人行,康祥寧、尤清、黃煌雄、張德銘等4人到美國田納西參加美南台灣人夏令會。那時候康祥寧談到組黨問題都會閃躲,但尤清跟我說,他一定要組黨,就算為了組黨被抓,他也甘願。

我告訴尤清,如果這樣的話,我們互相配合,他在台灣進行組黨,我們在海外幫忙掩護。於是1986年3月,我陪他四處拜訪美國國會議員,討論有關組黨的議題。

索拉茲(當時眾議院亞太小組主席)告訴尤清:yesterday(昨天)是南韓(1985年,金大中由美回國,他的政黨變成南韓最大黨),today(今天)是菲律賓(1986年2月馬可仕下台),tomorrow(明天)是台灣(預祝黨外組黨成功)。可見,他很樂見民進黨的成立。

1985年11月索拉茲與李奇提出一個台灣民主決議案,主張:「一、容許組織真正的政治反對黨;二、終止新聞檢查制度,確保言論、出版、集會自由;三、朝向充分的代議制政府邁進。」其後,甘迺迪及裴爾也在參議院提出同樣的決議案。參議院的決議案還強調「中央民意代表全部改選及總統普選」,比眾議院議案的建議更進一步。

1986年9月28日(星期日),黨外人士在台北圓山大飯店成立民主進步黨,島內很多人打電話到美國說,國民黨正在開會,考慮要抓人。我有道義上的責任,拜託美國政要保護他們安全。隔天一大早我就開始到處連絡,10點鐘左右,參議員甘迺迪與裴爾、眾議員索拉茲與李奇發表一項聲明,可能是卜睿哲起草的,表示台灣人有組黨的權利,國民黨不能隨便抓人。也可能是因為我們在美國及時的努力,民進黨的創黨才順利過關。

協助許信良回台。我於1986年4月17日拜訪費根眾議員(Edward F. Feighan),請他陪許信良回台,他說他陪金大中回韓後,受到俄亥俄州不少地方報紙的攻擊,差點兒就在1984年國會議員選舉時落選,不敢再嘗試這種事。我也在該天拜訪佛理耶達眾議員(Thomas M Foglietta),他由費城選出,與台灣同鄉鮮有接觸,不過在該年3月初,我們一道在菲律賓一星期,相互間很熟。他說1984年民主黨國會議員初選時,他險被擊敗。那位當時跟他競選的政敵,1986年將再度出來跟他爭取民主黨的議員提名,對他的威脅很大,實在沒有心情跟我談許信良回台事。

不久,謝聰敏與前台北市議員林水泉決定跟許信良一同回台。他們的計畫已傳遍台灣社區,並計畫於5月1日在紐約召開一個中文記者會,公開宣布這件事。我建議在記者會前,禮貌上應向美國有關機關打個招呼。於是4月30日,我與許信良、謝聰敏、許國泰、鍾金江及田台仁拜訪國務院的一些官員,他們對許信良回台都表示保留的態度。一方面擔心他回台後的安全,另方面惟恐他回台會提升黨外人士與國民黨的衝突,影響台灣政治的安定。

那天,我們也去拜訪索拉茲,他婉轉地拒絕陪許信良回台。他的助理卜睿哲在旁邊插嘴說,他不相信國民黨會答應讓許信良進入台灣,將會在桃園機場把他遣送出去。

我漸漸看出這些議員們,為著自己的政治前途,都不敢介入這件事,於是轉移目標,要求其他政要的幫忙。6月25日,我介紹前司法部長克拉克給許信良,克拉克答應幫忙。他擔任回台團團長,陪許信良到東京與馬尼拉,準備入台。可惜國民黨拒絕給他簽證,使他不能如願。我也向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麥高文(George McGovern)下功夫,10月16日,我偕同許信良與謝聰敏拜訪他。一個月後,我們跟他吃晚飯,再請他陪許信良回台。11月18日,他打電話到台灣給章孝嚴,獲知國民黨無論如何不會允准許信良入境,也拒絕了。

12月1日晚上10點左右,謝清志打電話給我,說許信良已搭乘菲律賓航空公司的班機飛往台北,只有他一個人用化名上飛機,沒有人作陪,叫我馬上拜託議員打電話給台北美國在台協會人員,火速趕到機場,保護許信良的安全及讓他入境。我回答謝清志說,大家不應把許信良在飛機上的消息外洩,讓他試試是否能夠逃過桃園海關人員的檢查,而順利進入台灣。謝清志有點不耐煩地告訴我,那個消息已傳遍全島,我的建議已太遲。我打電話到索拉茲家,他答應立刻打電話給有關機關。但幾小時後,又聽到許信良由桃園機場被遣送到馬尼拉的消息。

12月8日許信良回到美國,這半年來我為他回台所作的奔波,都徒勞無益了。

美國人口普查。1987年1月,FAPA寫一封長達3頁的信給人口調查局,說明為什麼台灣人應該與中國人分開調查。我們也替議員朋友擬好一封給人口調查局的信,由甘迺迪、索拉茲及眾議院人口調查小組主席岱瑪里(Merryn M. Dymally)等數位議員共同簽名後寄出。人口調查局主辦單位看到我們那麼積極,又有那麼多有力議員的支持,對我們的態度很友善。

5月19日,我接受眾議院人口調查小組的邀請,到國會聽證會作證。在10位作證者中,我是唯一的亞洲人。人口調查局的高級官員也出席聽證會,看到我能夠被邀作證,自然刮目相看。在聽證會上,我列出數項理由,指出台裔美國人應與中裔美國人分開,單獨列為一種少數民族:

一、移民配額:1982年以前,只有對中國人的一種配額數字。但自那年開始國會通過一個法案,單獨給台灣人每年2萬人移民配額。既然台灣人與中國人能夠分別享受移民配額,人口普查也應分開辦理。

二、總人口:移民美國的台灣人將近30萬人。這個總人口數目超過1980年普查中某些單獨分類的少數民族之人口數,如泰國或越南美裔。

三、傑出成就:台灣人雖在二、三十年前才開始移民美國,但可能是教育程度和收入最高的少數民族。例如,1986年美國各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台灣學生數目,是所有外國學生最多的。洛杉磯地區的6千家汽車旅館中,有6百家是台灣人開的。

四、認同台灣:台灣人不住在美國各地「中國城」裡,也不參加華裔組織。全美各地有台灣人的醫生協會、教授協會、商會、同鄉會等組織;北美洲台灣基督教會協會在全美有100間以上台灣人教會。這些教會使用台灣話,並有羅馬拼音台灣話聖經譯本。

五、意識形態:在中國施行的共產制度,顯然與台灣的經濟政治制度不同。如在人口普查的種族分類,把台灣人歸類於中國人,則無異於把意識形態截然不同的兩個民族混為一談。

聽證會後,7月7日,局長肯尼(John G.Keane)寫信給岱瑪里眾議員說:「現在『祖先』問題內列出的例子中,將有一個由『台灣人』(Taiwanese)取代。」1990年人口普查問卷第13個問題,列出21個少數民族「祖先」的例子,其中一個是「台灣人」(「中國人」與「日本人」都未被列出)。由於列出「台灣人」為例子,在美台灣同鄉自然會在「祖先」問題的空白格內填上「台灣人」。

美國每10年舉辦一次人口普查。1980年人口普查時,「台灣人」被併入「中國人」計算,可是1990年,兩者分開統計;該年普查的結果:有21萬人選擇「台灣人」。

民主聖火長跑。1987年2月,民主黨國際事務會(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簡稱NDI)董事長、前美國副總統孟岱爾邀請20位民進黨領袖,前來美國受訓,食宿、機票都由NDI負責。這20人名單是我開出來的,包括康寧祥、尤清、許榮淑等人,NDI一個都沒改。

1987年2月8日, 20位FAPA幹部在紐約跟這些民進黨領袖商討如何在島內推展民主運動。經過一天的交換意見,大家認為促成中央民意代表全部改選是現階段最可能推行的工作。由於我平時每天跑5公里,遂想到利用長跑的方式來抗議萬年國會,進而要求中央民意代表全部改選。

我計畫利用11月,在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的40週年時,由同鄉以接力的方式,從紐約跑到華府。這段路程有450公里,比由台灣最北端的和平島至最南端的鵝鑾鼻還遠。

10月31日,舉行民主聖火點燃儀式。先由一位小姐,手執火炬,象徵式地向自由女神點燃聖火,在左右兩排三、四十位身著雪白衣裙、手持雛菊、綠葉的婦女護送下,緩緩地從自由女神的方向走入場中,將聖火交到黃信介手中。他沈穩地走上聖火壇,點燃聖鼎,然後高呼:「台灣人萬歲!」「台灣民主萬歲!」將近一千位由各地來參加典禮的同鄉,都歡欣鼓舞,施放五彩氣球。

隨後,演講開始。我說:「今年5月,我在美國眾議院人口普查小組的聽證會作證時指出,如果1990年美國的人口普查,能夠將『台灣人』由『中國人』之項目分開出來,我相信在美台灣人的家庭收入以及教育水準,會居亞洲之冠:比在美的日本人、印度人、菲律賓人及韓國人都要高。我們台灣人移民美國僅有四分之一世紀的歷史,能夠創造這樣的奇蹟,完全歸因於台灣人的聰明、進取的民族性。在自由民主的美國社會,在美台灣人才能夠發揮這樣的長處。

很可惜,因為受到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島內的台灣人不能充分發揮他們的才能。雖然戒嚴令已廢除,民進黨也已成立,但好多政治上不合理的限制與制度依然存在,尤其是萬年國會嚴重妨害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

上台演講者尚有:彭明敏、張俊宏、康寧祥、黃信介、費希平、眾議員索拉茲及托理西里。

演講完畢後,長跑隊排成兩列,進入會場,索拉茲手執火把,由火鼎點燃聖火後交給我。接過聖火後,我代表聖火傳送隊宣誓:「我一行人,聖火傳送隊,甘願生為台灣、死為台灣,決意不惜任何艱苦,一定將民主聖火,傳送到底,為台灣前途,打拚到底!」宣誓後,立刻起程,繞著會場連跑兩圈,然後,在8部車的護送下,開始向華府的方向跑步長征。

11月3日,在數部警車的引導下,我們全體長跑隊員,浩浩蕩蕩地由FAPA辦公樓跑到國會。參議員甘迺迪、裴爾和勞頓伯爾(Frank R. Lautenberg)以及眾議員索拉茲、李奇和比斯(Donald G. Pease),都在國會前面歡迎我們。我們與華府同鄉站在國會階梯上聽他們演講,譴責國民黨的萬年國會。

其後,用飛機把聖火帶到洛杉磯、舊金山、芝加哥、休斯頓、克里夫蘭(Cleveland)及奧克拉荷馬(Oklahoma)等地,由同鄉拿著跑。大家都以熱愛台灣及參加運動會的心情,男女老幼,手持民進黨黨旗或氣球,跑得興高采烈。

12日,我跟王聰松立委、張俊宏、樊豐忠、楊嘉猷及鍾金江等6名聖火護送團員,身穿同樣的白色長跑衣褲,搭機前往東京。抵達東京後,張俊宏打電話給許榮淑,樊豐忠打給康寧祥。許榮淑及康寧祥均異口同聲叫樊豐忠、楊嘉猷、鍾金江及我不要進入台灣。因為將近萬名鎮暴部隊已進駐機場附近,用鐵絲網封鎖所有的交通要道,群眾很難到機場迎接聖火。我們接受許榮淑、康寧祥的建議,隔日,送走王聰松和張俊宏後,我與樊豐忠就折返美國。

其實,我們的回台,僅有象徵性的作用。彭良治早在11月2日就偷帶聖火火苗入台灣,康寧祥也在11月初旬帶回一支火把。11月15日下午,在桃園舉行典禮時,就用彭良治、康寧祥由美國帶回的火苗及火把點燃聖火,然後把它交給民進黨代表謝長廷。其後,開始環島長跑10天,聖火所到之處都由當地民進黨公職人員帶頭跑步,並舉行說明會,呼籲中央民意代表全部改選。

王桂榮會長時期

王桂榮擔任會長期間,抗議520國民黨鎮壓農民,組織一個美國國會觀選團赴台觀察1989年大選,以及聲援野百合學生運動。

抗議鎮壓520遊行。國民黨向美國議員說,520是反美的示威,並且是農民先毆打憲警,鎮暴部隊才驅散他們。我反駁說,那次的示威是抗議國民黨的農業政策,並不是反美。我託人把台灣綠色小組製作的520示威錄影帶,節錄為15分鐘,配上英語說明,分發給議員,證明治安人員瘋狂地毆打手無寸鐵的學生、農民,甚至於立法委員朱高正。經過1、2星期的努力,6月10日(星期五),在國會前面舉行示威抗議國民黨暴行,有3、4百位鄉親由各地趕來參加。來向鄉親演講的議員有:參議員甘迺迪、眾議員索拉茲、歐文(MajorR. Owens)、馬丁尼茲(Matthew G. Martines)及卡柏( Thomas R.Carper)等5位。有數位議員雖未能親身參加,也派助理來宣讀聲明。

6月12日夜,FAPA紐約分會邀請朱高正演講。以往都是我們向國民黨示威,此次國民黨竟發動數百名華僑到會場(台灣會館)向朱高正示威。

散會後,示威者猛向走出會館的朱高正丟擲雞蛋。見他迅速離開會場,心有未甘,幾個人衝過來我們這邊打人,其中有兩個被警察逮捕。隸屬僑務委員會的紐約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職員黃澤元是此次示威的主角之一,在場喊衝喊打。國民黨用台灣人的血汗錢,僱人來製造海外社區的仇恨,實在可惡。

6月10日的華府示威及6月12日的紐約衝突,引起各地同鄉的注意。顏永財、莊和子夫婦於6月15日寄給我7萬美金,要我把520的錄影帶與在美抗議活動的錄影帶合併大量印製,寄給同鄉,使他們了解520事件的真相及島外的反應。這是海外台灣人為某特定事件所做最大規範的文宣工作。

美國國會觀選團。1989年底,索拉茲、費根、波特、峰田(Norman Y. Mineta)、陸肯斯(Donold E.Lukens)等5位議員到台灣觀察選舉,這是台灣有史以來第一個美國國會觀選團,這個團完全由我們的努力促成。

如何發揮這個觀選團的功能,成為我們關心的焦點。11月25日,我打電話到索拉茲家,請他幫忙注意幾件事。11月29日上午費根要到機場之前,打電話問我在台灣應特別注意什麼,我說替尤清造勢。他說前次到台灣時見過尤清,此次將拜訪他的競選總部或群眾集會。

12月6日上午,索拉茲由紐約打電話給我,說他平安回來。他說到台灣之前,美國在台協會收到好多要加害觀選團的恐嚇電話,使他擔心安全。他抵台的第一個活動是拜訪民進黨主席黃信介,5個議員同時與黃信介握手,讓記者拍照,表示他們對民進黨的敬意與支持,隔日,台灣的報紙都刊登這張相片。他又說對於我們所交代的幾件工作都做了:第一、國民黨不得逮捕「新國家連線」的候選人。在離台發表的聲明以及記者會,他們都強調這一點。第二、批評現行的總統選舉制度(由40多年前選出的國代選舉)不民主。第三、他們拜訪呂秀蓮主持的「淨化選舉聯盟」,對於她的維護公平選舉給予鼓勵。第四、他們特別注意台北縣尤清的選舉。

我對他為此次台灣選舉所作的努力表示十二萬分的謝意,並說尤清在台北縣才贏4千票,如果此次沒有這麼多議員去觀選的話,區區的幾千票,早就被國民黨作掉了。其實,依據後來島內傳來的消息,尤清贏數萬票,國民黨害怕暴動才認輸。

聲援野百合學生。1990年,台灣總統選舉的前幾天,「紐約時報」3次刊登6,000名大學生在中正紀念堂靜坐,抗議國民黨用40年前在中國選出的老賊國代,來選舉台灣的總統。3月21日中午,我拜託郭一德攜帶錄影機跟我到華府請議員朋友講話,把談話內容錄影下來,準備寄回台灣鼓舞靜坐的野百合學生。我們訪問裴爾、李柏曼、托理西里、索拉茲及甘迺迪等5位議員。甘迺迪辦公室說,因忙著準備週末訪問蘇聯,不能接受採訪。但我們耐心等,一直等到7點半,他做完當天最後的工作後,才接受訪問。在短短的幾個小時內,訪問到這5位大牌議員,實在難能可貴。

甘迺迪說:「我要與各地愛好自由的人士共同支持在中正紀念堂集會的數千位台灣學生。一如東歐、柏林、亞洲、中南美洲及智利的學生,台灣學生表現出人類追求自由的精神是壓抑不了的。他們只是要求在決定國家前途過程中,參與的基本權利而已。

他們的要求是和平的,他們的要求是合乎正義的,他們的要求應受到肯定---我呼籲台灣政府正視學生正義、民主的要求,儘快與學生進行和平談判。」

其他議員的談話內容與甘迺迪大同小異。我拜託郭一德立刻製成數個拷貝,交給辜澄彬夫婦拿到紐約甘迺迪機場託人攜帶回台。但該夜10點抵家時,得悉學生已解散,非常失望。如果他們再持續一個星期的話,很可能會掃除那40多年來烏煙瘴氣的政治體制。

追悼甘迺迪參議員。非常可惜,2009年8月25日,甘迺迪去世。為感念他,美國政府下令全國降半旗5天,4位前美國總統參加他的追悼會,形同國葬;民視報導紀念新聞,我也寫一篇「紀念一位台灣民主恩人」文章(刊登於8月28日的「自由時報」),其內容如下:

「愛德華•甘迺迪參議員日前病逝,甘氏對台灣自由民主的發展非常關心,也給予莫大的協助,是一位為台灣民主打拚的恩人。

1979年發生『高雄事件』後,為拯救被逮捕的黨外民主鬥士,旅美台灣同鄉一人一信寄給甘迺迪,因而甘氏發表聲明:強烈譴責國民黨政府違背人權與民主自由,甘氏更呼籲國民黨政府廢止戒嚴令以及與土生的台灣人共同分享政治權。該聲明更列在美國『國會紀錄』。

1979年台美斷交後,本來給予台灣的2萬名移民額,大多數由中國籍移民佔用。甘氏公開發表演說,支持建立公平的配額方案。於是台灣自1982年元旦起正式享有每年2萬名的移民配額,甘氏對於台灣人民的關心由此可見。

1983年,台灣前途決議案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甘氏在接見FAPA幹部時帶著興奮的心情說:『我認為沒有一個團體能夠像你們的組織那樣,對美國國會議員的想法發生那麼重大的衝擊。』

1984年,關心台灣戒嚴令問題,甘迺迪在參議院提出決議案,要求國民黨廢除戒嚴令。

1985年甘氏更出任FAPA為專供外國政要關心台灣民主而成立的『台灣民主委員會』的名譽會長。

1986年9月28日,民進黨成立,甘氏也發表聲明:台灣人有組黨的自由,呼籲國民黨不可隨便抓人。

1988年6月為抗議『520事件』,在美國舉行的遊行活動,甘氏亦前往演講。

1990年的『野百合事件』,甘氏特別錄製影片,支持愛好自由的台灣學生,譴責國民黨政府。

甘氏對於台灣的民主運動,可說是無役不興、無役不與。他是台灣民主運動的朋友、支持者,更是恩人。」

我把這篇文章的英譯文及英文版的民視紀念新聞寄給甘迺迪參議員的公子、國會眾議員派崔克甘迺迪(Patrick J. Kennedy),表示感念。

有幾位在美的鄉親建議,我應該到美國參加追悼會。路途那麼遙遠,又事出突然,我很難成行。不過,我要記述一些往事,來追思一位台灣人權、民主自由的偉大維護者。

1981年,有一天,我到甘迺迪參議員的辦公室,他帶我到他的辦公桌,看他的家庭相簿。當他翻到總統哥哥約翰及羅伯的相片時,臉上露出驕傲的表情,但當翻到夫人相片時,面無表情就翻過去,我感到詫異。不久,他們就宣布離婚。

許添財以交換學者的身份赴美留學,所持的是J簽證:即學成後需回國,2年後才能再赴美。他在美國積極參加台灣人的自救運動,回台恐會發生麻煩,但是夫妻長期分離也不是辦法,於是要努力使其夫人赴美。許添財不但不回台,並且還要妻子赴美,依美國移民法的規定,困難度相當高。我拜託幾位議員幫忙,都未能如願;最後,我去找甘迺迪參議員,他是參議院移民小組主席,許夫人終於在1985年10月,如願赴美團圓。

前省議員黃玉嬌,因辱罵警察,於1981年1月,被地方法院判徒刑10個月;如果判決確定,她需入獄服刑。她在聖地牙哥(San Diego)的兒子打電話給我,說他母親年紀這麼大了還要服刑,於心不忍,要我傾全力遊說美國議員向國民黨施壓,讓他母親不必入獄。我拜託甘迺迪參議員,國民黨在1981年5月22日高等法院宣判前通知甘迺迪:將改判半年徒刑,得易科罰金;她不必入獄服刑了,我馬上把這個好消息通知黃玉嬌的兒子。後來得知省議員選舉監察委員時,她並未投給尤清。我完全免費替她服務,她這一票跑到那裡去?我回台後,她幾次邀請我吃飯,我都婉拒。

1999年,我們一群立法委員到美國國會遊說「台灣安全加強法」,在議會走廊,遇到甘迺迪參議員,他非常高興,邀請我們到他的辦公室。他問我回台的情形,並約定隔天一起吃早餐。早餐時,他帶來20年前競選總統時,陳錦芳送給他的一幅他的畫像。他說,他一直把這張畫放在他的辦公室,可見他對台灣人感情之深。




 






 


 

推薦給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