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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竹塹地區的『漢番界線』


王慧芬*


一、前言


在臺灣的栘墾過程中,上地開墾常與族群問題相伴隨。晚來的漢人常與原住民因為爭奪生活資源而發生競爭、衝突與合作等各種關係,因此在族群未完全融合之前,漢番之間一直存在著一道有形或無形的界線,這道界線被稱為『漢番界線』,界線兩側分別為清廷的統治範圍和統治範圍之外的『生番界』。

清代臺灣的『漢番界線』不斷在變動著,清初以上牛紅線或是以守備的望樓、隘寮作為漢番界線。乾隆53年(1788年)將界外私墾上地撥給熟番耕種、屯駐,此時屯地的外緣即是漢番界線。嘉道年間(1796-1850年)興起私人設置的隘寮,隘寮之外才是番界。光緒12年(1886年)裁撤私隘之後,番界則成為在官方所設的隘勇營以外的地區。


漢番界線的界定牽涉到清廷在臺灣的統治界線和管理範圍,但是我們叉可以觀察到在不同的階段堙A漢番界線由不同的力量維持著,乾隆以前和光緒12年(1886年)以後,漢番界線由官方力量來維持,嘉慶至光緒年間,漢番界線則由民間所設之私隘來防守。那 官方的政策究竟為何?從清廷中央到地方政府在政策的執行上是否有落差?清廷是如邵式柏(JohnShepherd)所言,在理性的經濟考量下做了政策執行與改變,抑或是清廷的放任疏忽使得地方社會有了更大的自主空間?


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再問的問題是:漢番界線除了在地表上有實際的工事建設形成界線外,這道界線是否真的隔絕了漢番之間的往來,『生番出草』是否讓後人忽略了漢番之間一直存在著的合作關係與彼此的影響,而只注重漢番的衝突。


以往的研究多針對某一專題,例如:竹塹地區開墾的進程、隘制、屯制、械鬥或族群關係,雖然有其貢獻及必要性,卻不免偏於一隅。本文希望從時代背景、社會環境來解釋事件之興衰成敗,由長時間來觀察事物之流變及清代臺灣栘墾社會的發展過程與族群關係。


二、邊區的劃界與防禦工事:


康熙23年(1684年)至乾隆53年(1788年)


漢民進入臺灣開墾,可以想見必將與原住民爭奪生活資源和空間,而引起族群衝突。在漢『番』雙方勢力交界的邊緣地帶,在明鄭時代即有設置上牛的記載,,望樓或隘也是早期記載中經常出現的設施。土牛的目的在於做為界線,作為區別敵我之用,望樓和隘則是在觀察番人動態,作為防備通報之用,附近或再配合營汛駐守軍隊。這些邊界上的設施名目眾多,依其功能大約可分為劃界與防禦工事兩類,上牛屬於前者。根據施添福的研究,清代劃定番界的記載至少八次,劃界的方式有立石、立碑、挑溝堆土等。所謂的挑溝堆上指的就是建築上牛與土牛溝,掘溝後餘土堆於其側,因為其外形狀似。臥牛,故稱為土牛,而所掘之溝便稱為土牛溝。


劃界是政權為了維持管理和統治的目的,在地表上標示出來的界線,但是界線上實際的保衛和治安工作,必須依賴有人駐守警戒的防禦工事。對於望樓和隘這類防禦工事的描述,乾隆10年(1745年)巡臺御史六十七的《番社采風圖考》有圖及解說可供參考。其中第十六圖(瞭望)謂:『淡防竹塹、南崁、芝包堙B八里坌等社,通事、上目建搭望樓,每日派撥麻達巡視,以杜生番,並防禾稻也。』第十五圖(守隘)云:『守隘,臺郡各縣番民附近生番居住者,伐竹木為欄,每日通事、土目派撥番丁,各帶鏢鎗、弓箭,以防生番出沒』。兩者的差別在於:望樓是指能登高遠眺、遇事可通知眾人警戒的高臺武建築,隘則通常用以指稱有武備的防守設施。


歷來學者談及隘的起源與定義時,最常援引伊能嘉炬的說法:


隘,係在分劃生番化外地域,與漢民或熟番業地境界,為防遏番害所設立之機關。原於中國宋代,防禦西疆苗、搖諸蠻之要砦之一稱『隘』。明代曾有於地方扼要,為防奸細備寇盜所設土堡稱之為『關隘』,於就近各衛撥旃軍,無衛、所之處,則撥義民、鄉夫以資把守之例。蓋在臺灣,最初創防番設備即為隘之起源者。明未鄭氏創屯田制之時,早已有土牛及紅線之稱。""入清以後,漢民之移殖漸及番界之際,時之官司為遏阻其偷越,亦為防止番人出擾或民間決行墾拓之前,以捍禦番害之目的,運用類似土牛、紅線制之設備。其制初以構築土圍,木柵、竹垣,石壘等設施,或更加鑿塹壕者,甚至有備鎗堡(即鎗櫃)者。


其實『隘』一詞最初應是指形勢險要的隘口或來往必經的重要孔道,日後才演變為將凡是建立於隘口要道的防禦設施皆借稱為『隘』。臺灣山面遼闊,只能選擇生番出入要道、地勢險峻、易守難攻之處派人守備,藍鼎元在(復呂撫軍論生番書)中言:『生番殺人,臺中常事""•惟有於出沒要隘必經之途,遊巡設伏,大張砲火,虛示吾威,使彼畏懼而不敢出耳』。因此在沿山生番出沒的隘口設防者皆泛稱為『隘』,時間日久,臺灣的『隘』就成為防範生番之武備設施的專稱。


望樓與隘這類的防衛工事,至遲在乾隆年間,地方上已經有普遍設置的情況。乾隆11年(1746年)戶部議覆閩浙總督馬爾泰曰:『至生番乘秋穿越林莽,出界戕殺,其迫近番地零星散處之莊民,該督等議令於秋冬栘附近大莊居住,恐民情不便。應飭地方官善為勸諭,毋庸立定章程•其設法隄防之處,應如所議,令貼近生番莊社各設望樓一,懸挂闕鑼,每樓分撥五入晝夜巡邏,近社者派番、近莊者派民:十日一輪,各自保護。鄰莊有警,互相救援;倘有坐視不救者,即行究治』。。乾隆25年(1760年),彰化縣設隘寮十處,淡水廳設隘寮一十八處。,乾隆28年(1763年),在竹南保老衢崎一帶地方,宮派中港社番丁設隘防禦生番。乾隆33年(1768年),淡水同知段介在烏樹林、黃泥塘接近生番處召鄉勇四十名分隘防守。”乾隆43年(1778年)臺灣知府蔣元樞所繪之各邑望樓及隘寮圖說,顯示臺灣府有望樓二十六處,鳳山縣十八處,諸羅縣五十一處,彰化縣四十八處,淡水廳二十五處,在鳳山縣還設有隘寮十處以防傀儡生番。也許這類的設施反映出在乾隆年間由於臺灣人口的增加,開墾愈廣,清廷因地制宜採取相應的措施,並且做出制度化的規定與建設。


三、番屯的設置:乾隆53年(1788年)


乾隆53年(1788年)林爽文之亂後所設的屯制,並不是突如其來的創舉,歷朝早有在邊地設屯的事例,清代在其他地方亦有設屯,臺灣的屯制便是師法四川的屯練。”設屯其實是在舊有防禦工事的基礎上,將原本巡守望樓或隘的番丁及鄉勇提升為由熟番來充任屯兵的層次,以往准許隘丁就地耕種作為口糧的辦法,也改由官方統籌分發界外土地給屯丁耕種。


設屯的首要目的在於軍事武備上的意義,『南北兩路近山險要甚多,淡水一廳尤為遼闊,原撥熟番在隘口搭寮防守,名為隘丁:零星散處,不能得力。應酌量地勢情形,按照番社多寡,分別設屯:與各處營汛官兵聲勢聯絡,則稽察巡防,自可倍加嚴密。』”但是屯制另外有一層重要意義是將整個邊界地域的土地和防禦作重新的調整和分配,福康安在{請置臺灣番屯事宜摺)第四款中提到:


除未墾荒埔五千四百四十餘甲,撥給新募屯丁外,其已墾之一萬一千餘甲,自應分別辦理。查臺征糧則例,仰蒙皇上優恤海外民番,於民田則薄征租賦,於番業則概免升科。茲查民人租H之地無多,原係民為佃戶,番為業主,白應同番社田畝一體免科。其業經賣斷與民者,既非番業,即應令民戶一體報陞。""其集集埔、虎仔坑、三貂、瑯橋等處,接壤生番,私墾田畝甚多。此等偷越民人,本應逐加懲治,惟念開墾以來,與生番日久相安,並無事故:一經驅逐,沃土既須拋荒,而游民又無歸宿:應請照定民買番地之例,一概陞
科,免其查究。


以乾隆48年(1783年)的清丈作為依據,界外[指乾隆26年(1761年)所定之界)的土地以就地合法的方武來處置,漢人無論是向番承買或界外自行私墾之業都必須報丈升科,番業則照例免科。另外街有未墾的土地則充作屯丁的養贍埔地,但是未墾上地墾成田園街須時間,所以再將乾隆53年(1788年)續丈出來的侵耕田地為屯
地,仍令原墾佃人耕作,其租用以給發電餉。


以臺灣而言,究竟是在什 樣的條件之下能夠支持屯制的出現與維持?清廷為了避免生番出草的威脅、防止漢人奸惡者逃居番地,以及劃定統治疆域的考量下,豎立番界和設置防禦工事都是地方政府責無旁貸的任務,如何利用社會資源而不必動用官方的財源千口武力,是治理地方的基本原則。


我們可以用乾隆48年(1783年)之事作為一個說明的例子。當時臺灣道楊廷樺建議增設望樓一百零二座,並在當地募設丁壯把守’但是卻被閩浙總督富勒渾所反對,他的理由是『舊設望樓一百六十餘座,現俱有名無實"",今復議增添望樓至一百二座之多,每樓即以約需十人計算,新舊共須二千六百餘名,既不便抽撥城守汛隘各兵,使之零星分駐,致要地轉形單孤。若如該道所議,即在該處募充,既與從前立制有悖,且若輩願充丁壯,必係無業之人,遽令各攜器械到處成群,陽假守助之名,陰滋勾結之漸,其事尤為未妥。巨所稱富民捐給口糧,貧民輪流防守,無論閭閻未必樂從,更恐藉滋派累,種種流弊自此而生,更不但徒費興建之資已也』。守備望樓的人力從何而來,一般有業之人不會願意承充,無業之人叉恐他們無端生事,反
而造成地方上的問題。富勒渾的考慮雖然是極有道理,但是邊界上的防守卻無法因此而做罷,這個沒有解決的問題在林爽文之亂後更凸顯出迫切性,終於,清廷想到合適的人選--熟番。


據邵武柏(JohnShepherd)的研究指出,熟番在歸化以後,原本用以謀生的鹿場埔地逐漸因為鹿的過度捕捉與漢人的開墾而破壞了熟番原有的經濟形態,漢人以納稅給番來交換開墾權,番大租遂成為熟番的主要經濟來源,這是清廷保護熟番的一種政策。”漢人向政府納正供,熟番則是向政府納勞役,但是勞役的負擔太重,幾乎成為熟番的『職業』,於是番大租即是熟番所得到的補償。


熟番在歸附清廷之後,隨之被納入漢人的經濟體系中,以物易物的交易方武被貨幣體制所取代,鹿場漸漸被開墾,獵鹿無法再成為他們的謀生工具!,漢人對土地所有權的觀念也慢慢被接受和吸收,他們將『社地』給與漢人開墾而收取番租。表面上看來,熟番與清廷各取所需,清廷擴大了統治範圍,增加了政權的鞏固性,減少地方秩序的不確定因素;熟番任上作貢,取得清廷政權的保護,與漢人有爭執糾紛時可以請求仲裁和賠償,這似乎是在漢人佔優勢的情況下最好的抉擇。但是在歸附過程中,熟番失去了自主性,他們必須別無選擇的接受官方指派的任務。熱番在進入漢人社會後,不能再以狩獵游耕的生活方式漫遊在社會堙A他們也無法立即就以士農工商作為職業,所以政府便安排他們成為地方上的『差役』,聽任官方調派。熟番的歸附為地方社會提供了人力資源和土地資源,屯制的規畫便是將熟番的人力資源和土地資源做重新的調整與分配。同時,對於過去沒有制度化的情況下,地方官的苛捐攤派和隨意役使,而可能引起的熟番叛亂,也可說是進一步的防止辦法。


重新清丈界外土地,重新釐定邊界,訂立新的屯制,乾隆53年(1788年)之後邊界上的防禦雖然是以新設的屯和舊有的隘相為表堙A不過屯制在實際上並沒有發揮效用,沿山一帶還是必須設隘防守,以淡水廳為例,根據道光年間的記載,設屯之時所奏設的宮隘,有銅鑼灣、七十份、大坑口、大坑口中隘、尖山腳、九芎林六座(這些官隘由屯丁把守),莊民原設及陸續添設的民隘則多達二十四座。嘉道年間在屯墾區的外緣所發展出來的隘墾區就是屯制廢弛最明顯的一個指標,當初設屯所欲達成之防番、保衛地方的功能被隘所取代,而禁止人民再侵越界外上地的目標也無法落實時,施行屯制的失敗是明顯易見的。


為何屯制無法發揮實際的效用?根據謝仲修的研究,他認為原因有四:一、屯餉因為漢佃抗繳或屯弁的侵吞而無法按時發放給屯丁。二、養贍地離社過遠、太接近生番地或太貧瘠而造成開墾不易。三、地方官疏於管理照顧。四、屯丁有吸食鴉片或勾結匪徒的腐化現象。”這四點理由可以說是屯制內部敗壞的原因,然而屯制之廢弛其實有其不得不然的外在脈胳:


一是屯制之設只是舊瓶裝新酒,只是將往昔地方上雜亂紛陳的防番設施加上屯制的名目,再將前此界外越墾的漢人業地就地合法,未墾的埔地交由屯丁耕種。事實上不必官方規定,熟番與漢佃一直都在聯手拓展他們的生活空間和界外的資源,即使官方有意整頓,將過去界外違法開墾的土地劃入界內管理,再劃定新的界線,禁止人民逾越,上地的開墾仍然透過熟番給墾和設隘防守的理由繼續向內山推進。

其次,熟番的漢化也是屯制無法維持下去的因素之一。屯制是乾隆十年福建布政使高山所提出的『使生番在內,漢民在外,熟番間隔於其中』 理想族群空間分布的落實,但是這樣的族群區隔政策必定會因著熟番漢化程度的日愈加深而告失敗。因為熱番想要接近漢人的主流社會,或是受到漢人在生活習慣、語言結構、價值觀各方面潛移默化的影響,熟番在進入漢人社會後,便仿效漢人的營生方武,這都是使得熟番漸漸脫離官方『差役』角色的原因。另一方面,熟番人口的減少”(或者說是與漢人血統的混同)也讓番社,無力負擔屯制內規定的名額,而造成『弁丁虛懸』或『老弱疲癃』出任的情形。


嘉道以後,官方不再有劃界的舉動,『淡地內山,處處迫近生番,昔以土牛紅線為界。今則生齒日繁、土地日闢,耕民或蹦土牛十里至數十里不等,紅線已無蹤跡:非設隘以守,則生番不免滋擾。""民隘則由居民請闢荒地,自行設隘防番。""總之,宮隘有定、民隘無常;愈墾愈深,不數稔輒復更易』。地方人民往昔日之生番界進墾,發展出一片隘墾區,而隘寮所在之處遂成為新的漢番邊界。清廷對臺灣邊界地區的管理由控制到放任,民間開墾的腳步也隨之加快。


四、邊界土地利用之相關規定


邊界上既有劃界和防守的措施,清廷必對界內、界外人民需要遵守的權利義務有相應的規定。關於清代番地的土地利用,《臺灣私法》將其分為三個階段來討論:


1.不准漢人對番地取得權利的時期:自清領臺至雍正2年(1724年)止。


2.准許漢人佃時期:自雍正2年(1724年)至乾隆53年(1788年)止。奉命來臺平定朱一貴之亂的藍鼎元認為應該以積極的開發取代消極的禁墾,只要是未開墾的熟番地皆可由人民向熟番H耕,但是熟番必須為業主,買賣仍在禁止之列。生番地界也嚴禁人民擅越。


3.准許典賣番地的時期:乾隆53年(1788年)以後。雍正2年(1724年)准許漢人向熟番H耕地畝之後,漸漸出現熟番典賣土地給漢人的情形,因此官方便對於漢人私買番地的現象提出各種不同的懲處辦法,大多數都是規定將番地仍然還番歸管,再將漢人按照律例治罪。


雖然清廷三令五申,但是乾隆53年(1788年)設屯時,對於清丈出來的大量漢人侵墾番地,仍舊將已經賣斷給漢人的番地以漢人為業主,升科徵稅,然後再重新劃定漢番界線,這等於是將以往列為非法的番地買賣行為『就地合法』了。


若是官方從未准許界外土地的開墾,那 為何需要不斷清釐界外地畝,重新劃定漢番界線?界外地畝除了民人偷偷越界私種的情形,是否還有其他的管道?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規定中被處罰的只有漢人,而熟番不論是將土地H賣給漢人,或者是越界侵墾,都不會受到處分。原因是官方認為:第一,熟番也是無辜的受害者,『番性多愚,漢奸利誘債H,栘滅定界,漸復越占』。第二,官方所劃出來的漢番界線,可台繪把當初熟番打獵的鹿場草埔也劃在界外,所以即使是在劃界以後,官方還是有一個例外條款,『臺灣東界內山,本多曠土,乾隆15年(1750年)暨23年(1758年)[應為25年(1760年))節經勘定界址,奏請禁民越墾,准令熟番等打牲耕種,以資生計。』俾使熟番生活獲得保障。第三,若是撥派熟番守隘,隘附近的土地往
往分發給熟番耕種以為口糧,設隘之所通常在漢番交界處或界外生番出沒處,因此所謂的『附隘埔地』其實常常是指界外的上地。第四,在某個程度上,生番和熟番都是不同於漢民的番,漢人現在所開墾的土地當初都是向這些原住民爭取來的,熟番雖然已接受綏撫,納入清廷的政治體系之中,但是他們仍然具有土地原居者的身份,所以在劃定漢番界線或是政府辦理清丈土地時,界外的墾地若被清丈出來,對這些非法土地的處置通常是厂歸番管耕,。因為界外的土地若不是熟番獵鹿的草埔,就是生番的活動地域或無主地,被查出來之後,對於這些越墾成業的土地,如何能夠不違反清廷的禁令,又能夠承認既有的越墾事實,就只有將這些土地再歸於番的名義之下,才能解決這個兩難的局面。


因此,清廷雖然原則上禁止界外越墾,實際上卻有准許熟番招墾的不成文規定,至少在淡水廳似乎是被普遍認可的。我們可以發現至少有三篇官方文書明言界外地畝可供熟番給墾的證據:一是乾隆36年(1771年)福建布政使發給淡防分府要求清釐民番土地的公文,指示界外聽熟番招墾的埔地要明白清丈,毋有讓漢人侵越情事。茲摘述內文如下:


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加職二級錢為特飭清釐事。乾隆卅六年(1771年)七月十六日奉署巡撫耶院鍾憲脾: 『淡屬界外番(地)甚多,漢奸每多誘弄曆(吏)役乘此索擾,有妨番眾生業。茲(屆)編審之期,民番正宜清釐,合行查催,備牌行司,立即轉飭該廳將應歸民番田園分別劃定蚯段,記檔造冊詳送察核,一面出示曉諭,將界外埔地炤例聽番招墾,毋任侵越,仍嚴禁文武胥役到社索擾滋事,先將奉行遵辦給示緣由,立即報查,毋得弊匿,撩延干咎等因』。二是乾隆42年(1777年),竹塹社通事將香山南勢山一帶埔地給墾予漢人楊仕勸(楊勸)耕種,但是被附近的隆恩莊佃民抗議如此一來,他們將無牧牛冢葬之所,而上告到淡水廳。淡防分府成履泰認為:『查隆恩莊南界之番山地方乃屬劃出界外之地,然界外番雖得墾些少,若准該番H給楊勸一人墾種,難免將來成漸之端』。所以諭令隆恩莊佃民給楊仕勸五十元作為開墾工本,楊仕勸得銀後必須退
墾。


三是乾隆48年(1783年),淡水廳發生守隘鄉勇被戕殺四人的重大命案。緣因於霄裡社通事知母六原將界外的武陵埔地給墾予張淑攀等人,乾隆43年(1778年)時知母六之子,即繼任通事蕭鳳生,再將武陵埔地給墾予林淡、李探等人。張淑攀之侄,在黃泥塘設隘防守的鄉勇張昂,認為武陵埔地已由其叔承墾,霄裡社應還押地銀三十元後才能再另行招墾。後經淡防廳訊明,張淑攀已收過雜糧花息補足地價,斷令張昂不許混爭。但張昂仍向林淡等人要求抽收守隘口糧,林淡等人不依,遂燒去張昂所住隘寮,雙方糾集人馬互相砍殺,造成張昂等四人被殺損命。經臺灣道楊廷樺和北路副將左瑛查訪武陵埔等處共有墾成田園五百四十七甲,他們對於這些墾成界外地畝的解釋是『社番因有界外荒埔聽番民佃墾以資生計之例,案叉因番少地多不能
通墾,因招佃無業貧農合力認墾,冀分餘潤』。此案內,臺灣鎮總兵柴大紀並奏:『再查淡屬界外墾成田園,如給(蛤)仔市外尖山、大姑隘等處尚多,現飭淡水同知潘凱分處勘丈,俟勘覆到日酌量情形,分別應禁應墾,交督撫臣核明奏辦在案』。


從這三例所提供的資料,或許我們應該逆向思考史料所給與我們的表面印象,看起來官方似乎在保護熟番生計的考量下准許熟番將界外上地給墾予漢人耕種,但是事實上這可能是官方對於界外事務的一個處理模武,例如清廷中央有清釐界外土地的命令、界外墾民遇生番出草殯命、或因田土而起糾紛時,為了推卸未善盡維護邊界的責任,地方官員往往以保護熟番生計作為民番逸出界外活動的理由,也因為禁止開墾界外埔地的規定堥S有對熟番的處罰辦法,漢民便藉著這個管道,利用向熟番給墾的方武越耕界外埔地,其實是地方官員與人民都在利用法令的漏洞。


設屯之後,熟番原本能夠收租的埔地和給出界外埔地的權利都被屯所侵蝕,雖然屯租亦是發放給充當屯丁的熟番之用,但是土地租稅從番社的私有收入轉變為官方經理屯租統籌發放的過程中,官方勢力更進一步地掌控了各個番社的部分經濟來源。換言之,屯制除了有讓熟番防禦地方的目的外,也透過經濟的手段監督與管理熟番和界外埔地的開墾,把以往規定末盡之處所遺留的漏洞補起來,使得邊界上的防線能夠確保、統治界線能夠真正確立。但是屯制施行之後並未發揮理想的成效,由於制度執行不力和過去包袱的拖累,邊區很快地叉回復到以望樓和隘來防守的狀態。


五、結語


在電制的規畫媮鷁M言及要將界外私墾埔地收歸屯有,並在屯地及養贍埔地的外圍建立新的漢番界線,一再重申嚴禁民人腸越的規定。但是,事實上由於屯制的實行不力和清廷缺乏防範民人偷越的具體措施及辦法,雖然清廷已將界外的私墾埔地收歸屯有,成為新的界內之地,但是民人仍然不斷往屯地之外的界外埔地偷墾。民人越墾的理由依舊沿續以往的方式:一是由番社給墾,二是設隘防番武的開墾,三是施行屯制以後,為了充實屯租,由佃首將屯地外的丈報餘埔招佃開墾,或是用彌補屯租缺額的名義將荒埔給予有力之家開墾。因此在設屯以後的『界外地』依照三種不同的給墾方式,土地須繳交的租額也可以分為番租、隘租和屯租三種,其中又以隘租為最大宗,所以我們將新的『界外地』稱為『隘墾區』。


因此,漢番界線初期是為了防範生番、以隔絕漢番往來為目的,設施包括土牛、望樓、設隘等方式。接著在林爽文亂後,屯制成為新的防番設施,不過屯制只維持了很短暫的時日,旋即廢弛。在屯制之後,設隘叉成為主要的防番措施。然而,後期設隘的目的已經從以往的防番轉變為開墾,如此『隘隨墾設』的界線自然不再以隔絕漢番往來的功能為主,清朝之番界政策的虛有其表也在這一點上展現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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