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東大

東大可以說是日本青年菁英的聚會所，而教授又都是全國一時之選。當時學生非常自由，上課既不點名，也不禁止旁聽(雖有規定，但沒人管)，只要你考試通過就可以了。這種自由放任的學風，使大家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確實造就了不少特立獨行的人才，成為日本國家社會的中堅。根據統計，在政治上，日本首相和大臣級的人物，百分之六十以上是出身東大的；在社會上，很多工商界出類拔粹的領袖人物，也是來之於這個地方。

我在東大三年， 一年級時我是規規矩矩去上課，但覺得太過輕鬆，所以從二年級開始，我為自己確立目標，準備參加高等文官考試，常常留在下宿苦讀，課就挑著上了。而在我們教授群中，講課最引起我的樂趣，並對我產生很大影響的是美濃部達吉教授和矢內原忠雄教授。

美濃部達吉教授教我們「憲法」，他是自由主義的學者，也是當時日本憲法的權威。他倡「天皇機關說」，主張天皇只是國家機關的幹部而已。另有一位上杉教授思想比較右傾，而學生都喜歡上美濃部的課，他講起課來，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旁徵博引，逸趣橫生，很受學生的歡迎，他的理念，給我很多啟發。至於講皇國憲法，主張天皇即國家的極右派教授筧克彥與美濃部打對台，那是我畢業以後的事了。

矢內原忠雄教授是日本愛嬡縣人，生於一八九三年，比我大十歲，他也是一高、東大的先輩，曾遊學英、法、德、美諸國。他教我們「殖民政策」，從「帝國主義下的台灣」講到「台灣糖業帚國主義」。他為著要實際瞭解日本的殖民統治，曾經到台灣做為期一個月的調查和訪問，誠如葉榮鐘所說的：「他憑思想家的智慧，宗教家的熱情與學者的良心，對一切被壓迫民族與苦難的人們寄與深厚的同情。」

矢內原同時也是我的指導教授，他對我很關懷，很愛護，也很提攜。他知道我有興趣從事學術工作，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在我通過大藏省的就職考試沒有多久，有一天，我們一起走到驛頭(火車站)，途中他跟我說，如果我想繼續從事學術研究，學校可以請我當助手(助教)，這在當時是很難得的機會，要成績很好才行，承他特別看重我。可惜，早在一個月前(十一月初)，我已經答應大藏省畢業後去上班，加上我經濟上也有顧慮，當時助手月俸只有五十元(這已經是當助手最好的待遇了，要成績很高才有，成績低些，只能當無給助手，沒有薪水)，比較在台灣的待遇算很高，但卻和我在東大時家裡寄給我的生活費一樣，要靠這點錢在東京維持生活不容易。而在大藏省擔任判任官(相當於委任級)，月俸是七十五元，一年還有六個月的獎金，算一算等於助手待遇的一倍以上。家裡能繼續補助，再讀書，當學者，我當然求之不得，可是我弟弟們也都準備來日本唸書，我不能再增加家裡的負擔。

所以，我只能謝謝矢內原教授的好意，放棄任教大學的機會，而他的這份恩情，令我永遠難忘。

一九二八年的三月，在大地春回的時節，我步出東大的校門。就像春天帶來的希望一樣，我告別我的學生時代，滿懷信心地去迎接充滿著遠景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