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大膽西進才會輸給韓國

黃天麟

　 最新一期的經濟統計出來了。但數字真令人洩氣：2004年南韓的平均國內生產毛額（GDP）已經到達14098美元，超過了我國的13529美元，使我國在亞洲四小龍中敬陪末座。

　 韓國可以說是與我國在人口、土地、各種條件都比較接近的鄰國，但過去的1970、80年代，我國的經濟表現一直優於韓國，當1992年台灣平均每人GDP達10274美元時，南韓還只有7193美元，台灣領先南韓達3081美元，幾近多了三分之一。但從那年開始，南韓就急起直追，十二年後終於超越了我國。

　 就在這一年代，台灣的企業家們一直流行著一句經營術語：「資源的整合」，他們以此向政府說：「台灣應與大陸的資源整合，才能在國際市場上立於不敗之地。」學術研究單位亦紛紛利用各種「經濟模型」，分析台灣利用中國資源的「互利」與「雙贏」，大力鼓吹西進對我國經濟之助益，形成了台灣這十餘年來的投資中國熱潮。

　 若此理論正確，那麼台灣近十餘年的經濟表現應遠遠跑在第一，讓南韓等國望塵莫及，因為我國對中國之累計投資金額遠遠超越日、美各國，甚至是韓國對中國投資的十多倍之多。可是，實踐後的事實與模型理論相差甚遠，遠遠跑在第一的是被投資國的中國，積極利用中國資源的台灣反而一年不如一年。

　 另一方面，未與中國做積極性「資源整合」的韓國，卻在經濟成長的力道上反敗為勝，出口貿易及國際競爭力之成長都比台灣好，終於後來居上，把台灣拋在後頭。為什麼？

　 理由非常明顯，也很簡單。十餘年來我國出口競爭力日趨式微，乃是由於我國產業過度利用中國資源（廉價勞工、便宜的土地），使我國企業得以迴避產業升級及研發之外在壓力，從而延緩了我國產業升級、技術創新的速度。

　 幸虧，我國於1996年還有「戒急用忍」，因而留下了晶圓、鋼鐵、石油裂解、面板（TFT-LCD）等產業，由於他們不能充分利用中國之資源，只得留在台灣硬著頭皮去創新、升級而有了不錯成果，不然台灣經濟將真不堪設想。

　 對中國過多之投資（如上述，沒有一個國家像台灣投入那麼多的資源到中國，累計應已超過二千億美元，韓國只二百億美元不到），使國內資本形成減緩，勞工需求減少，失業率攀升，壓低了國內消費，當然經濟成長也因此緩慢下來，結果國民所得無法提高。

　 這就是我國1992年平均每人GDP為10274美元，十二年後還在13529美元，一年平均只增加271美元的主要核心因素。（註：南韓平均年增加575美元，為我國之二倍多）。

　 近日我國上市公司瑞智，以購買海外基金的迂迴手法，違規投資東莞瑞萬五金而鬧得滿城風雨。對各方的指責，瑞智公司回應說：「因為瑞智80％的客戶都已經到中國設廠，瑞智如果沒去中國投資，降低成本，留在台灣早就只有死路一條，但因瑞智對中國投資金額已達公司淨值的40％上限，採迂迴投資的手法是不得已的。」

　 瑞智的訴苦確實有令人同情之處，也同時道出了當今台灣問題之所在──即「80％客戶都已經到中國設廠」。瑞智的經營者可能不知道亦沒察覺「80％客戶都到中國投資」的現象正是台商「以商逼政」逼出「積極開放，大膽西進」政策的必然結果。

　 「積極開放」使我們在東莞、上海到處都可以看到台商所形成的產業聚落，其規模之大、聚集之完整令人咋舌，也會令人深感「不去確實只有死路一條」。

　 問題是，韓國呢？如上述，韓國對中國之投資累計金額只台灣之十分之一不到，因此韓國不會有企業的80％客戶都到中國投資設廠的情況發生，韓國的企業可以定心留在韓國，專注於在韓國的經營，努力創新，創造韓國的僱用，提高韓國的內需，讓韓國勞工的收入、國民的平均GDP年年提高，達成企業壯大，國民所得提高之雙贏之局。

　 日前總統在經濟顧問小組會議中對廠商海外生產比率接近四成、資訊通訊業高達七成表達憂心。之前的四月五日，府、院、黨為反制中國之「戰爭授權法」，亦做出包括「有效管理」的七點結論。

　 但講歸講、做歸做，據報載，政院為了能使台商對中國做更多的投資，正在研擬放寬「投資大陸不得超過淨值20至40％」的限制，果真如此，或許可暫時滿足廠商的需求，讓廠商進一步擴大對中國之投資整合資源，但必也會製造更多「不去只有死路一條」的企業。

　只是若「以商逼政」，每次都能如此得逞，即輸給韓國事小，我們最怕的是最後台灣也會被逼到只有「死路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