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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與悲劇:中日戰爭與「雅爾達」的歷史教訓


阮銘


  今年八月是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六十週年。台灣海峽兩邊的中國人,都熱烈籌備這一盛大節日的紀念活動。中國一邊,當然是共產黨官方一手包辦。台灣一邊,則是在野的三個國民黨(中國國民黨、新黨和親民黨)和新成立的龍應台基金會各自舉辦。其共同主題是弘揚民族霸權主義的中國崛起論,以抗拒自由民主浪潮對奴役制度最黑暗角落的衝擊。

  亞洲奴役制度擴張的歷史根源,應追溯至六十年前的雅爾達《密約》。美國總統布希在歐洲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周年,為雅爾達協定使半個歐洲沉淪於蘇聯共產帝國奴役之下而認錯。但他還沒有為導致大半個亞洲沉淪於蘇聯和中國兩個共產帝國奴役之下的雅爾達《密約》認錯。

大國強權踐踏亞洲自由的雅爾達《密約》

  邱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最後一卷,題名《勝利與悲劇》;我拿來作為本文的標題,藉以說明六十年前抗日戰爭的勝利,給包括中國、台灣在內的大半個亞洲帶來的,卻是人民喪失自由選擇的權利,被強加於奴役制度統治之下的悲劇。而其根源,同失去自由的半個歐洲一樣,也是雅爾達。雅爾達《密約》如下:

三強領袖──蘇俄、美國、英國──獲致協議,在德國投降及歐洲戰事結束後之二或三個月,在下列條件下,蘇俄應即參與盟國方面,對日本作戰:

 (一)、外蒙古現狀(蒙古人民共和國)將予保持。

 (二)、因日本在一九○四年之侵攻而被攫奪之俄國原享權益,將予恢復,其中包括:
  一、庫頁島南部及其鄰近島嶼將交還蘇俄。
  二、大連商業港應列為國際港,蘇俄在該海港內之特別權益,將予保障。蘇俄並得恢復租借旅順港內其海軍基地。
  三、中東鐵路以及通往大連之南滿鐵路,將由中國及蘇聯合組之機構共同經營。三國同意,蘇聯之特別權益應予保障,中國續保持在東北之完整主權。

 (三)、千島群島割交蘇聯。三國並確認,對上列外蒙古、海港及鐵路之各項協議,需徵求蔣介石委員長之同意。羅斯福總統,在史達林元帥之建議下,將設法獲取蔣委員長之同意。

 三強領袖獲致協議,在擊潰日本之後,蘇聯之上列要求應無異議予以履行。蘇聯表示樂意與中國國民政府簽訂中蘇友好協定,俾得以武力協助中國自日本之壓迫下解放。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
     史達林、羅斯福、邱吉爾(簽字)

  從雅爾達《密約》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名義上是中、美、英、蘇「四強」,實際上主宰戰後世界的,只是美、蘇兩霸。這一點邱吉爾在雅爾達之前的德黑蘭就看到了。邱吉爾說:

  在德黑蘭,我第一次發現我們是這樣的小國。在那裡,我的一邊坐著張牙舞爪的俄國熊,另一邊則坐著龐然大物的美國水牛。在二者之間,坐著可憐而渺小的英國驢,....

  從德黑蘭到雅爾達,可憐而渺小的英國驢總算還能在俄國熊和美國水牛之間有座位,參與熊與水牛吞食世界版圖的盛宴,多少分得一杯羹。而號稱也是四強之一的中國呢?卻當作盛宴中的一道菜被分食了。照毛澤東的說法,「雅爾達會議上,一個史達林、一個羅斯福、一個邱吉爾三家瓜分中國;蘇聯佔東北,英國佔香港,美國在整個中國與遠東居支配地位。」(註三)這就是中國勝利的悲劇。

  在雅爾達《密約》中,日本和中國都要割讓部分領土、主權給蘇聯。日本是戰敗國無話可說,中國畢竟是名義上的戰勝國,怎麼說得通呢?中國人民完全有權拒不接受,又怎麼辦呢?於是《密約》規定,「羅斯福總統將設法獲取蔣委員長之同意」。但羅斯福沒有來得及「設法」,兩個月後(四月十二日)就去世了。直到六月十四日,繼任總統杜魯門才命令美國駐中國大使赫爾利將雅爾達《密約》內容通知蔣介石政府,要蔣介石政府直接去同史大林談判。蔣介石派宋子文、王世杰、蔣經國赴莫斯科,七月二日開始同蘇聯政府談判,八月十八日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以滿足雅爾達《密約》中蘇方的全部要求,換取史達林承認蔣介石政府的正統地位。

  雅爾達密約和《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違背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亞洲人民要求自由、民主、獨立的歷史潮流。在雅爾達之前,羅斯福曾經堅持《大西洋憲章》揭櫫的「四大自由」(言論、信仰、免於匱乏、免於恐懼)和「民族自決」原則,是戰後「新世界秩序的基石」,適用於包括殖民地人民在內的「一切地方和一切人」。

羅斯福說:「我深信如果我們要達成穩定和平,就必須讓落後國家開發起來,我不相信我們能夠一方面作戰,反抗法西斯奴役,同時卻不去努力,讓全世界人民自落後的殖民政策中解放出來」。

  以《大西洋憲章》的普世價值標準來衡量,雅爾達《密約》顯然是粗暴踐踏亞洲人民自由與自決權,是美國對戰後建立「新世界秩序基石」的背信棄義,也是造成二十世紀下半葉亞洲奴役制度擴張和戰爭災難不斷的歷史根源。


亞洲奴役制度的擴張和美國的角色

  抗日戰爭勝利時,我在上海震旦大學附中讀書,親歷了戰後兩次著名的學生運動:一次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日歡迎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大遊行;一次是一九四六年二月廿二日反對蘇聯侵略東北大遊行。我參加了歡迎馬歇爾的那一次,從上海虹口機場一直走到南京路馬歇爾下榻的旅館。反蘇大遊行我沒有參加,只是在震旦大學操場旁觀遊行隊伍出發。當時的想法是,馬歇爾來華的使命是調處國共衝突,在中國實現我所期待的自由、民主與和平;而反蘇大遊行的訴求是民族主義,我認為民族主義解決不了中國問題,中國人民需要的是《大西洋憲章》的「四大自由」。事後我才知道歡迎馬歇爾遊行是中共地下黨發動的,反蘇大遊行是中國國民黨發動的。中國共產黨當時的政策,就是後來「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的「和平民主新階段」。

  現在看來,雅爾達《密約》既已背叛《大西洋憲章》的「四大自由」,馬歇爾使命的失敗是注定的。檢視今天解密的美國當時對華政策的文件,馬歇爾接受的使命必然使他陷於兩難困境。馬歇爾來華前請示美國政府,「假如中國共產黨接受妥協方案,而國民黨執意不肯,美國應採取何種對策?」國務卿貝爾納斯根據杜魯門總統的指示回答:「可以停止美援向國民黨施壓,但蔣介石即使不同意停戰,美國也不能拋棄他。」

  雖然如此,馬歇爾在中國的頭三個月,還是取得相當成就。國共雙方在馬歇爾努力下簽訂四大協定:《全國停戰協定》、《和平建國綱領》、《軍隊整編協議》和《調處東北停戰的協定》。全國範圍的國共內戰得以暫時停止。馬歇爾完成了階段性使命之後,三月中旬返美述職。這一時期馬歇爾的成就,主要由於以下因素:

  第一,歷史潮流與民心所向,是期待中國進入和平民主建設。國共兩黨都不得不有所表示。蔣介石曾在政治協商會議發表「四項諾言」:一、人民的自由。二、政黨的合法地位。三、普選。四、釋放政治犯。(註六)毛澤東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在《黨內通知》中指出:「國民黨在內外壓力下,可能在談判後有條件承認我黨地位,我黨亦有條件承認國民黨地位,造成兩黨合作,加入民主同盟等,走上和平民主建設新階段。中國的主要鬥爭形式由武裝鬥爭轉變為非武裝的議會鬥爭,國內問題由政治方面來解決,因此黨的全部工作必須適應這一新形。」
 
第二,蔣介石還沒有做好在全國戰場消滅共匪的軍事部署,迫切需要美國的協助。蔣介石內心是不願意接受馬歇爾調處的,陳立夫曾建議蔣介石拒絕馬歇爾使華,蔣介石沒有採納,因為他需要美國。蔣介石在日記中表露:「我中央軍需由美軍代為運輸,一切計劃均受其牽制,且彼時以撤退其海軍、中止其運輸以為威脅,使我不能不遷就彼對共黨妥協之建議。」(註八)蔣介石是以暫時的妥協退讓,換取美國幫助他完成全面內戰的佈局。

  第三,馬歇爾的個人因素。馬歇爾雖然接受的是內在衝突的困難使命,但他本人確已盡最大努力調處國共衝突,爭取中國在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主導下實現和平與改革。馬歇爾曾允諾,一旦中國實現和平、民主,美國將援助中國經濟復興。這意味著假如馬歇爾的調處使命成功,後來的馬歇爾經濟復興計劃在中國將先於歐洲實行。

  然而好景不長。馬歇爾四月中旬返回中國調處時,國共內戰已經在東北戰場開打,六月擴展到全國戰場。十月蔣介石在南京軍事會議上宣布「全面進攻」,「五個月打垮共軍」。到一九四七年二月,正好五個月,國民黨軍隊從共產黨手裡奪得十七餘萬平方公里土地、百六十餘城。一九四七年三月,蔣介石趕走中共駐重慶、上海、南京的談判代表,命令胡宗南進攻陝甘寧邊區,三月十九日佔領延安。蔣介石打電報嘉獎胡宗南「一舉攻克延安,功在黨國,雪我十餘年來積憤」。蔣介石親率中外記者到延安慶祝勝利。然而這勝利只是象徵性的,他得到了一座空城。胡宗南沒有找到共軍主力,國民黨從此在軍事上開始下坡。

  英國支持的軍事力量佔絕對優勢的國民黨,在全面內戰中只贏得短暫的勝利。內戰的結果,國民黨敗退台灣;從而使共產黨佔有中國大陸全部政治、經濟資源,失去了制衡的反對力量,形成台灣海峽兩邊,共產黨和國民黨兩個專制獨裁政權的對峙。

  美國一九四九年八月發表的美國與中國關係白皮書,把中國大陸淪於共產奴役制度統治的原因,歸結為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而非美國援助不力。《白皮書》所載艾奇遜致杜魯門的《附信》中說:

  中國國民政府失敗之原因,並非由於美援之不足。國民黨軍隊無一次失敗是由於缺乏裝備或軍火。我方觀察人員,早在戰事初期,已於重慶發現腐敗現象。此種腐敗,已將國民黨之抵抗力量斷喪殆盡。其領導人對其所面臨的危機無能為力,其軍隊喪失鬥志。其政府不為人民所支持。歷史所多次揭示的規律就是:缺乏自信的政權和喪失鬥志的軍隊,是不堪一擊的。不幸的但亦無法逃避的事實,是中國內政的不幸結果為美國政府控制所不及。美國在其能力的合理程度之內所曾經做或能夠做的,都不能改變這個結果。美國所未做的,對於這個結果也沒有影響。這是中國內部勢力的產物,這些勢力美國也曾企圖加以影響,但不能有效。中國國內已經達到一種定局。
 
《白皮書》只說對了一半,即國民黨的戰敗是由於自身腐敗而非軍事力量不足或美援不力。但以此把另一半美國政府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難以服人。美國政府的使命,本來就不該是援助國民黨以軍事力量消滅共產黨,而應該是阻止國共內戰,終結國民黨一黨專政的黨國獨裁制度,支持各派政治力量共同建立人民所期待的民主憲政。馬歇爾使華初期曾為此作過努力並獲得成就,但他回國述職重返中國後,對國民黨施壓促其接受和平民主發展的一面有所減弱,幫蔣介石運輸兵員、軍火進行戰爭部署的一面所有加強,使蔣介石得以拋棄「四大協定」,不斷擴大內戰範圍。

  一九四七年一月七日,馬歇爾發表調處失敗的離華聲明,稱「和平最大之障礙,為國共雙方彼此完全以猜測相對」,顯然是避重就輕。追究馬歇爾失敗的根源,是美國全球戰略的失誤。雅爾達使美國放棄戰後在全世界終結奴役制度的使命,錯誤地把同蘇聯集團的「力量平衡」置於自由價值之上。雅爾達不但把半個歐洲送進蘇聯奴役制度支配之下,同時導致亞洲奴役制度的擴張。

  第一,雅爾達在亞洲背棄《大西洋憲章》的自由價值與自決原則,助長奴役制度的擴張,是比在歐洲更為荒唐的故事。蘇聯在歐洲,至少為反法西斯戰爭付出過重大犧牲;戰爭結束時,蘇聯軍隊已經抵達柏林,佔領半個歐洲。亞洲完全不同。蘇聯與日本軍國主義訂立互不侵犯條約,長期縱容日本擴大侵略中國,讓日軍被牽制在中國廣大戰場以免後顧之憂。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凌晨,日本即將投降之際,蘇軍才大舉進軍中國東北。其目的顯然只是為了攫取勝利果實。蘇軍在中國東北,軍紀敗壞,搶劫掠奪、姦淫燒殺,野蠻行徑與日本侵略者如出一轍,激起中國人民在全國各大城市爆發反對蘇軍暴行的示威遊行。在歐洲,納粹德國是戰敗國,戰後一定期限內由戰勝國劃線佔領可以理解。在亞洲,中國是戰勝國,中國人民是長期抗擊日本侵略軍的主力,付出最大犧牲,卻在戰勝日寇之時,被強行劃線,讓戰勝國的主權、領土接受外來新奴役制度的支配,豈非世界戰爭史上最荒唐的故事?

  第二,雅爾達的大國強權力量平衡原則,不但侵犯中國的主權、領土,而且侵犯亞洲原列強殖民地人民的自由、自決權利。如原法國殖民地越南、原英國殖民地香港、原日本殖民地朝鮮和台灣,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後本應遵循《大西洋憲章》「自決原則」,由當地人民自由選擇其未來。雅爾達背棄「主權在民」原則,把這些殖民地人民的命運統統交給大國強權去割裂、去分贓。越南分割為南北越,朝鮮分割為南北韓,大國強權各自扶植其傀儡獨裁政權奴役人民。香港則英國拒不結束其殖民統治,自稱夾在俄國熊和美國水牛之間的小毛驢邱吉爾說:「欲得香港,可來我死屍上取。」至於台灣,則由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佔領,以彌補其在中國東北和外蒙古領土、主權之喪失。於是在雅爾達大國強權交易之下,戰後大半個亞洲的人民淪於新的奴役制度統治之下,不是東方共產奴役制度的統治,便是西方大國控制的傀儡獨裁者的統治。這就是亞洲戰勝法西斯和軍國主義的悲劇。

  第三,尼克森、毛澤東戰略聯盟是美國沿襲雅爾達路線的再次重大退卻,即從反共聯盟退卻到聯共(中共)反蘇(蘇共)聯盟,使共產奴役制度的落後大國在「文革」後期從瀕臨崩潰中重新軍事崛起。

  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後以俄國熊和美國水牛為兩極的雅爾達體制。事實上是有利於奴役制度擴張的「力量平衡」(the balance of power which favors serfdom)。一方面,是蘇聯共產帝國的奴役制度向全球擴張。另一方面,美國為首的西方自由國家為「平衡」蘇聯奴役制度的擴張,也在全球和亞洲擴展自己的力量;但往往不是支持自由制度的擴展,而是扶植看起來忠於自己的反共軍事獨裁政權,如南韓的李承晚政權、南越的吳廷淡政權、中國(後來流亡到台灣)的國民黨蔣介石政權等等。這是第一階段,即自由大國加反共軍事獨裁政權同共產奴役制度的力量平衡。其結果不但不能阻止戰爭,而且在相繼爆發韓戰、越戰之後,共產奴役制度的擴張有增無已。於是進入由尼克森、毛澤東戰略聯盟開始的第二階段,即自由大國聯合一個共產奴役制度國家,同另一個共產奴役制度帝國保持力量平衡。

  從一九七三年開始,美國和中國之間建立了軍事、科技、情報、國際戰略等各方面的戰略合作關係,當然是秘密的。用季辛吉的話來說:「我們(指美國和中國)現在已經成了心照不宣的盟國。」這就是說,當雅爾達哺育的那頭共產熊還在張牙舞爪時,美國水牛又在渴求幫助垂死的共產龍軍事崛起,來「平衡」那頭共產熊。

  換言之,尼克森、季辛吉以來美國政府扮演的角色,是以直接援助一個共產奴役制度的崛起來制衡另一個共產奴役制度的擴張。

二十一世紀的亞洲誰主沉浮?

  歷史總是曲折前進。二十世紀最後四分之一,是世界發生大變動的年代。共產奴役制度在亞洲繼續擴張(蘇聯入侵阿富汗、中國在美國政府支持下軍事崛起),同時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已悄然而至。這股自由民主浪潮從南歐出發,席捲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但一九八九年六月被阻於中國天安門前;軍事獨裁者鄧小平恐懼自田民主運動對共產奴役制度的衝擊,調集幾十萬軍隊,動用坦克、衝鋒槍對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平民進行舉世震驚的大屠殺。然而僅僅五個月後,柏林牆倒塌。接著整個蘇聯──東歐共產帝國的大廈傾覆。

  在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奴役制度的終結主要是這些國家內部反奴役制度力量(包括政治反對派、教會和宗教團體、獨立工會、各種社會組織和社會運動、文化知識界以及體制內的改革派)聯合的結果。其發展往往出乎自由大國政治領袖和國際戰略家的意料。從蘇聯──東歐共產霸權帝國的傾覆,到台灣在美國與之「斷交、撤軍、廢約」後的絕對孤立中走上自由民主之路,難道不是全出季辛吉、布里辛斯基這群「力量平衡」教條信奉者的謀略之外?

  台灣是蘇聯共產帝國傾覆之外依靠內部力量終結奴役制度的另一種典範,值得專門研究。歷史上的台灣,長期處於外來專制政權奴役之下:荷蘭政權統治時期、鄭成功流亡政權統治時期、清帝國征服鄭氏王朝統治時期、日本殖民政權統治時期、國民黨流亡政權統治時期。只有鄭氏王朝趕走荷蘭外來政權和清帝國割讓台灣給日本兩個時期,建立過短暫的東寧王國和台灣民主國。

  當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風起雲湧之時,台灣正處於最困難的孤立境地。一九七九年美國卡特政府對台「斷交、撤軍、廢約」,按照布里辛斯基「聯中反俄」的全球戰略設計,是把台灣當作同中國建立戰略聯盟贈給鄧小平的小小禮物。在他的名著《大失敗》中,布里辛斯基公然主張讓台灣在中國鄧小平的「商業共產主義」統治下,「繼續保持其商業自由」。

  台灣人民拒絕了鄧小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善意」,也拒絕了布里辛斯基的奴才式建議。面對中國共產奴役制度聯美制台的壓力,蔣經國作出「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堅定回答。他走出「反攻大陸」的迷夢,把目光轉向台灣人民,同台灣人民的自由民主運動和以民進黨為代表的政治反對派妥協,開放黨禁、報禁,解除戒嚴,選擇後來國際譽為「民主先生」(Mr. Democracy)的改革家李登輝做繼承人,把國民黨內反對民主化、本土化、革新保台路線的權勢人物王昇外放到世界上離台灣最遠的巴拉圭。

台灣人民在李登輝主政時期的憲政民主改革進程中,六次修憲、廢除萬年國會、終身總統,實現國會與總統全民直選、政黨輪替與和平轉移政權,完成了從中國國民黨流亡政權的反攻大陸基地到主權在民的現代民主憲政國家的偉大轉變。同時在經濟發展戰略上,完成了從傳統產業到高科技產業的現代化轉型。這就是舉世稱譽的台灣民主奇蹟和台灣經濟奇蹟。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台灣這個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崛起的東方典範,是在中國共產奴役制度的文攻武嚇、圍堵封殺,以及包括聯合國在內的世界大國強權聯手孤立打壓之下,完全依靠偉大台灣人民的堅定意志和開創精袖締造而成,在世界歷史上堪稱絕無僅有。

  自一九八九年中國天安門屠殺以來世界歷史上的重大事件,諸如柏林牆倒塌,蘇聯東歐共產帝國瓦解,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國家的民主轉型,反恐戰爭的勝利,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和其他伊斯蘭國家走向和平民主進程等等,都是自由民主力量對於專制奴役制度的勝利。世界歷史已經掙脫雅爾達的大國強權妥協、犧牲小國自由的痛苦枷銷,走向自由制度擴張和奴役制度滅亡的新歷史時代。

  但殘存的奴役制度力量並不會自動退下歷史舞台,企圖重建奴役制度和自由制度對立並存的雅爾達式力量平衡,並且藉自由大國的戰略支持擴張其奴役制度的力量。譬如美國柯林頓政府曾經同中國共產奴役制度結成「走向二十一世紀的戰略夥伴關係」,在經濟上、技術上(包括軍事技術)、戰略上支持共產中國崛起,把共產中國的國際戰略地位提升到美國在亞洲的自由盟國之上,去「填補」蘇聯東歐共產帝國覆亡後的所謂「權力真空」。

  然而奴役制度之舊意識形態武器的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已經死亡。奴役制度祭出的「新武器」是民族主義和所謂「多極化」:以民族主義和多極化否定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普世價值,以民族主義和多極化分裂全球自由國家聯盟和各自由國家內部政治力量,以民族主義和多極化維護奴役制度自身的生存與擴張。

  二十一世紀的民族主義已經淪為維護奴役制度殘餘勢力對抗自由民主的反動力量。其表現形式為民族專制主義(如共產中國的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即以大漢民族專制主義統治集團壓迫全國各族人民)、民族霸權主義(以大中華民族爭霸亞洲和世界)、民族黨國主義(一黨治國)、民族軍國主義(軍事霸權擴張)等等。

  所謂「多極化」,是由於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遍於全球,奴役制度國家已成為自由民主大海中的零星孤島,迫使奴役制度國家採取分化自由國家的策略,即「統戰」一部分自由國家去反制另一部分自由國家,以恢復雅爾達式的力量平衡。如中國胡錦濤獨裁政權即以聯俄制美、聯韓制日、聯法制美等推行其多極化戰略,阻止自由民主力量在全球的發展,以挽救奴役制度的生存。

  萊斯(Condoleezza Rice)在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倫敦﹝國際安全戰略研討會﹞上的演講中指出:「多極化從來不是團結的象徵,不能為和平的勝利做出貢獻。有著共同目標和價值觀的自由國家應團結起來,從多極化中解脫。愛好自由的民主國家應該而且必須聯合,做出共同的努力對抗自由的敵人,反對那些將自己意志強加於人的暴力」。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將在二十一世紀的亞洲面臨最後的歷史考驗,是把自由民主推進到奴役制度最黑暗的角落?還是讓奴役制度的黑暗在亞洲擴張,導致民主化退潮和奴役制度的第三度回潮?

  台灣這個亞洲民主新典範的命運將是關鍵的指標。假如亞洲和世界的自由民主力量面對奴役制度的民族霸權主義擴張和「多極化」戰略軟弱、退卻,被統戰分化,各個擊破,退回雅爾達式的「力量平衡」。民主國家內部分裂下,美國處於內外壓力但求「維持現狀」,無所作為,坐視奴役制度霸權擴張,改變現狀。台灣內部黨國殘餘勢力配合外來奴役制度顛覆合法政權,則這座民主燈塔有可能被奴役制度的黑暗吞沒。而這只是奴役制度第三度回潮的開始。

  奴役制度的第一度回潮是二十世紀三、四○年代自由國家對法西斯主義失去警覺並與之進行「力量平衡」交易的結果。第二度回潮,是二十世紀六、七○年代,自由國家對共產主義崛起失去警覺並與之進行「力量平衡」交易的結果。假如自由民主力量再失去警戒,這第三度回潮將是共產主義在歐洲失敗之後,則是亞洲共產主義轉型的民族霸權主義之奴役制度的崛起。

  另一種可能是,假如亞洲和世界的自由民主力量聯合起來,阻止住民族霸權主義奴役制度的擴張和「多極化」戰略,讓雅爾達式大國強權出賣小國自由的「力量平衡」交易一去不返,那末,第三波民主化的自由之火將抵達奴役制度最黑暗的角落,自由的和平將降臨整個亞洲。

  是自由還是奴役主宰二十一世紀的亞洲?取決於亞洲和世界自由力量的選擇。